李盒子

当所有同质的人事完全消亡

便再也不会有一朵花

《大同》大不同

2015年可以说是中国独立电影“大年”,涌现了诸多优秀的独立电影作品,包括忻钰坤的《心迷宫》、毕赣的《路边野餐》、陈建斌的《一个勺子》以及李睿珺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等等。除了这些优秀的剧情片,还有一部独立纪录片不容忽视,那就是周浩导演的《大同》。



《大同》又名《中国市长》,记录了前山西大同市长耿彦波在其任期内为大同的城市建设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不同于其他展现社会底层人、边缘人生存状况的独立纪录片,《大同》一开始就将镜头聚焦在体制内部。而这样一部纪录片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显得更为难能可贵。众所周知,中国政府的运作机制一直属于公众眼中的神秘地带,相当多的政府官员亦不愿将个人生活过多曝光在众人面前。我们无法知晓耿彦波出于何种理由同意这样一部纪录片的拍摄,也许如他在影片中所讲,是出于年轻时想做记者、作家的梦想;也许是出于为了让自己的事迹能流传于世的私心……而不论是何种机缘巧合促成了这部电影,都为展现中国发展现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面。

从拆迁的敏感话题到群众的生存状态,影片将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困境冷静地展露在镜头面前。所有的人,不管是市长还是市民,其实都被时代、社会发展洪流这只看不见的手操控着。市长耿彦波不断在体制与边界之间寻求平衡,在体制内拓延自身的可能性——这也为这部纪录片增添了一丝英雄浪漫主义气息。“你们是主人,我是客人。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耿彦波常常对市民们讲。他最后被突然调离大同也体现着体制中的黑色与荒诞,更使影片具备了某种超现实主义的况味。

其实,很难说作为一名中国市长,耿彦波是否具有代表性。但他一定是一部优秀纪录片最适合的人选。

诚实是周浩纪录片最大的特点,他很好地继承了20世纪60年代“真实电影”运动以来发展起的电影美学。从讲述农民工生存的《厚街》,到讲述高考的《高三》,到反映吸毒与贩毒者生活的《龙哥》,再到这部展现中国政府运作的《大同》,周浩的电影尽量尊重现实的暧昧性、反映人性中的模糊地带。摄影记者的工作经历使他在电影中尽可能地以客观的视角展现社会现状,他从不做任何道德审判,不评价也不反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能在周浩的电影中看到某种丑陋腐朽与光辉并存的现实。

《大同》这样一部包含了社会弊病的纪录片注定无法为中国体制所消受。导演周浩在影片中完全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出现,但身为一个中国人他又无法完全置身世外。他无法像70年代的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那样,完全投以旁观者的视角。影片中的一位老人对周浩说:“我也不赞成你拍这东西,因为意义不大。说的对呢,一点意义都没有;说的不对呢,坏啦。”

其实,选择将一切记录下来,就是对于时代、对于中国社会最好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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